2012年10月11日晚7時，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中國作家莫言獲此殊榮。
莫言獲得諾獎后，北京師范大學馬上發布消息，稱“我校校友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眾多媒體也將其與中國文學得到世界認同、文藝復興等等聯系在一起，還有的媒體在找與我國教育相關的關系。
（轉自中國新聞網：作家莫言）
大家紛紛都進入了“諾獎情結”,就想用一次獲獎，去證明些什么。但莫言獲得文學獎，能證明的只是他的作品得到了諾獎評審委員會的認可，其他的卻很難證明。
通常，一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情況，可以用來分析這一國家的教育環境、科研環境，因為要取得學術創新，離不開學校教育和科研環境——沒有經歷嚴格的學術訓練，在缺乏創新的學術環境中，想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世界級的原創成果，確實是十分困難的。總體看來，這些獎項幾乎沒有什么爭議。而諾獎的其他獎項，比如和平獎、文學獎則不然，獲獎與教育、學術關系不是很密切，更多的是與家庭環境以及個人的努力奮斗息息相關。
莫言的教育經歷，也正說明這一點。查閱其簡歷，出生1955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學五年級之后就輟學、務農了，21歲入伍，26歲開始發表作品，之后再進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91年，36歲的莫言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并獲文藝學碩士學位。
從莫言的教育經歷，可以看到，他只接受了五年的基礎教育，以小學畢業生的身份，開始創作、發表作品，而了解我國大學教育的人會明白，其之后接受的大學教育、碩士教育，更多是“鍍金性質”。對于在北師大讀碩士的經歷，莫言就曾笑言：“我的北京師范大學碩士是濫竽充數，有名無實，因為我們在1989年上的學，教室在北京東郊的十里堡，離北師大還有20公里之遙，而且我在上學期間有兩次險些被魯迅文學院的老師開除，因為我老是不上課，所以教務長憤怒地說必須開除莫言，以正學風。”這也許是莫言自謙，但我國不少大學舉辦的研究生班，后來被輿論質疑為販賣文憑，國家也對此加以治理，卻是事實。
我想說的是，要通過莫言獲得文學獎，來證明中國教育的成功，是證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經歷更表明，作家獲得諾獎，與其接受的正規學校教育，關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過辦作家班來培養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長規律的，這與辦畫家班來培養畫家一樣，都是灌輸教育思維，學到的都是其“法”和“術”，卻忽略掉了最重要的“道”。
所謂“培養”作家和畫家，主要在于給他們自由創作的土壤。另外，莫言支離破碎的基礎教育，卻讓其走上創作之路，“倒過來”值得我國當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國當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學生完整的接受了小學、初中、高中教育，他們還會有動力去學習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嗎？他們還會有創造力和想象力嗎？
莫言接受的基礎教育是40多年前的教育，而近20年的基礎教育，在應試教育的道路上，高歌猛進，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走出了一個同樣輟學（不同的是在高中主動輟學）的作家韓寒，而他一直背負著“叛逆”的罪名在努力追求著自己的夢想。
莫言的寫作的成功應該從其成長經歷中，思考怎樣創造有利于優秀作家成長的環境，以及反思我國當前基礎教育對學生想象力、創造力的限制與扼殺。如果沒有激發學生想象力、創造力的教育，沒有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中國本土學者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即便文學獎之類的獎項與教育的關系不是那么密切，但如果所有的學生都要經受10數年“灌輸教育”、“圈養教育”的洗禮，沒有豐富的生活經歷，缺乏想象和創造，其結果是，獲得文學類之類的獎項，也是偶然事件。
現在的中國教育已經形成了“轟轟烈烈搞素質教育，扎扎實實搞應試教育”的教育趨勢。而我們現在需要提倡的是“道、法、術”三者合一的精英教育，是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三合一”的動能教育。我們現在實施的應試教育是以評價知識的對錯作為人才選拔標準的教育，它體現了社會平民的公平，但它只是教育中的“法”；提倡的素質教育是培養人的素質，提升人的行為能力，它是教育中的“術”。那真正的“道”在哪里呢？
歐陽維建說：做一個不怕苦的教育農民！做一個讓孩子享有最好教育、讓父母老師找回教育快樂的行者！致力“讓中國教育亮起來！信奉“愛通天下”！
歐陽維建所說的教育才是我們當前要推崇的教育，它就是動能教育。動能教育是動力教育與能力教育“兩手抓”的教育。動力解決的是孩子想學的問題，是“根”；能力解決的是孩子會學的問題，是“本”；合起來才是我國的“根本教育”。
十八屆三中全會教育改革主要分四個方面：第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的問題；第二，高考改革的問題——文理不分科、外語改革；第三，教育公平——義務教育階段取消重點學校；第四，教育管理——管評分開，辦教育的不能自己評自己。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教育的改革可看出，動能教育是符合國家的價值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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